行政上,它主要被划分为了三个部分:北方弗拉芒大区、南方瓦隆大区以及布鲁塞尔首都大区。
其中,弗拉芒人以说荷兰语为主,瓦隆人则以说法语为主。
至于首都布鲁塞尔,虽然名义上它被定为“双语区”,但实际上这里早已成为一座法语人口占绝对优势的城市了。
安妮的麻烦之处也正是源自于此——
她出生于布鲁塞尔,从小到大说的都是法语,荷兰语仅限于能粗略听懂、会读一些简单的句子,说和写都比较困难。
但亨克却位于北方弗拉芒大区,这里的居民日常使用的语言恰恰是荷兰语。
在刚搬到姨妈家的那段日子里,表弟蒂博每天都会带着他过去所使用的一些教材,来找安妮练习口语。
毕竟她总是要继续上学的。
她的父亲克利福德先生是家中独子,爷爷奶奶同外祖父外祖母也早已去世,姨妈范妮·库尔图瓦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家人了。
安妮想:
或许她可以开始重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地界,但相较于孤独的布鲁塞尔,在亨克,她至少还有相熟的亲戚。
虽然父母的亡故让她痛不欲生,但人总要学会向前看。
暑假结束后,安妮开始重新上学。
她在布鲁塞尔读的是第一类中等教育,已经读完了第一个阶段(两年),根据学制规定,从第二个阶段开始,学生将要从普通、职业、技术、艺术四个方向中任选其一。
她选了“普通”,表弟蒂博则选了“职业”。
他是一名亨克足球俱乐部的青训球员,他已经在这家俱乐部训练了整整七年,从1999年到2006年,为了儿子的前途,蒂埃里·库尔图瓦甚至把整个家都搬了过来。
他们一家人原先生活在布雷,这是一座同样位于比利时弗拉芒大区、东部林堡省的城市,后来才搬到了亨克。
毕竟这里有全国最好、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
蒂博已经下定决心要从事职业足球运动员的道路,虽然这异常艰辛,即便是门将位置也竞争激烈,他甚至不是球队一门,而只是一个小小的六门、替补中的替补。
但这个年轻的男孩已经做好了准备。
由于未来方向选择不同,所以尽管安妮和蒂博念的是同一所中学,但二者在班级分配上却略有差别。
她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一个所有人都在说荷兰语的环境。
排斥感恰恰由此产生,如果说安妮在新家庭中接触到的都是友善、美好的一面,那么她在学校中接触到的大部分都是来自同学的恶意。
亨克的繁华肯定不能与布鲁塞尔相提并论。
前者甚至不是林堡省的省会城市,只是一个略有煤炭、天然气资源的工业区。
但布鲁塞尔却是比利时的首都,它甚至是全欧洲的首都,是欧盟主要行政机构所在地、北约总部驻地,每天都有上百个国际行政中心、官方组织团体在这座城市举行会议。
所以很难想象在亨克这样一个偏僻、遥远的东北部城市,说荷兰语的弗拉芒人会对说法语的瓦隆人产生多大恶意。
安妮与同学格格不入。
她像一个彻头彻尾的外来者。
由于一只耳朵聋掉,在日常生活中,她总要佩戴着助听器,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玩意儿,非常引人注目。
除此之外,她不上体育课,这是经由学校批准的,因为她半年前出车祸的伤势还没有完全好透,准确来说,是连走路都成问题,但安妮还是不肯用拐杖。
不过轻薄的夏季校服还是让她小腿上的伤疤无从掩饰。
同学们会盯着她的疤痕窃窃私语。
有一次她甚至听到这群人在议论“丑陋(Le laid)”。
这是一个法语单词。
他们特意学了法语来骂她。
坦白来说,安妮·克利福德的确与这个学校中的绝大部分人都不同。
她有着一头非常漂亮、耀眼的金色长发。
她的衣衫总是整洁而明净,发辫也打理得一丝不苟,无论何时,她都是一副冷静、理智的模样慢步行走于校园的林荫小道上。
你很难在她身上看到青少年所特有的莽撞与不知轻重。
她的人生似乎被按下了加速键。
她与那些一脸稚气、整日嘻嘻哈哈的同龄女生一点也不一样。
当然,这一切也可以被解释为装模作样。
同学们觉得安妮有些高傲。
她的荷兰语也说得不好。
所以到底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呢?
来自神秘的布鲁塞尔,如今却转学到亨克读书,年初的时候遭遇了一场车祸,父母迄今为止没有露过一次面,总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小组作业也没有人愿意和她组队——
所以到底在高傲什么?
又在清高什么呢?
学校是一个小型社会。
学生们展露“恶意”的方式通常也更原始、更直白。
这份直白让安妮无所适从。
他们对她的家庭很感兴趣,尤其当表弟蒂博还是学校里的名人。
有一次这群人直接问到了她的面前:
关于转学,关于姓氏,关于她的助听器、伤疤,还有父母。
如果说前面的话题,安妮都可以当成没听见,转而不去和这些陌生人计较,那么“父母”两个字就是她的禁忌。
虽然距离那场下雪天发生的车祸已经过去了大半年,但这仍是安妮心中未愈合的伤口。
她只是努力让自己忘记。
却从未有一刻真正忘记。
独自一人时,她甚至会发疯地思念着布鲁塞尔,思念着过去那些和父亲、母亲一起度过的日子。
后来安妮想:
她对蒂博·库尔图瓦态度的好转可能正是源自于这件事。
因为他为她揍了那些说闲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