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是站在那里,就足以让她的人生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
(36)
一个星期后,他们登上了前往西班牙的飞机。
考虑到时间安排,蒂博选择了位于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国际机场,它距离亨克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是安妮时隔五年再次返回这座城市。
它看上去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无论是位于布鲁塞尔西北部、海塞尔地区的原子模型塔,还是埃维尔附近欧洲总部大楼的玻璃幕墙建筑群。
前者作为比利时1958年世博会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安妮几乎在他们的汽车刚刚驶上环城高速的时候就看见了它。
她很难去形容那种感受。
那种感觉就好像当她坐在副驾驶位上,已经习惯了道路两旁层出不穷的小块农田、森林与零星城镇,但是随着汽车驶向另一条道路,穿过森林,她的视野顿时一片开阔,然后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这就是布鲁塞尔。
它是全欧洲的心脏。
虽然它的面积只有161平方公里,不到巴黎的十分之一,但是这里却驻扎着超过200个国际组织、1800家游说机构和各国大使馆,它是欧盟核心机构聚集地,每天都有无数重要会议在这里举行。
安妮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冲动。
就仿佛有人在耳边告诉她:
这才是她应该去的地方,不是亨克,不是马德里,也更加不会是伦敦。
她怎么能够忘记过去那些和父母在布鲁塞尔生活的日子呢?
他们当时住在沃吕沃-圣彼得街区(Woluwe Saint Pierre),那儿的环境很好,治安优异,社区配套设施也很完善,一向受到公务员和外交官家庭的青睐。
安妮的学校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她可以选择骑行上学,大概需要花费10分钟左右的时间,也可以选择搭乘地铁,从蒙哥马利站上车,乘坐三站,然后在罗德贝克站下车,接着步行去学校。
路上,偶尔她也会遇到同班同学。
于是年轻的姑娘们结伴朝学校走去,一路上叽叽喳喳,充满着欢声笑语。
当然,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关于那些曾经的同学、朋友、闺中密友,虽然在那场惨烈的车祸发生后,她们也曾短暂地和安妮取得联系,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
但随着升学、搬家和更换城市,来自命运的无形大手将她们各自推上不同的人生路径,最后聊天框只能归于沉寂。
安妮当然还保留着过去朋友的联系方式。
甚至于她们之间还属于那种可以互道节日快乐的关系。
但是那又如何呢?
发生在2006年冬季的那一场车祸永远地改变了她的人生,它让她失去父母,又让她辗转离开家乡、前往陌生的亨克。
那些生活在布鲁塞尔的日子美好的就像一场梦。
但随着汽车驶下环城高速,窗外的景色变成了低矮的住宅与竖着醒目广告牌的连锁酒店,除此之外还有越来越密集的高架桥、匝道和分岔路口——梦醒了。
安妮知道布鲁塞尔已经被他们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他们正在向郊外行进。
因为国际机场坐落在这里,它坐落在扎芬特姆郊区,而在这一过程中,道路愈发宽阔,时不时会有印着DHL、TNT等物流公司标志的货车从一旁“倏——”地驶过。
又过了半个小时,他们终于抵达了本次出行的目的地:
布鲁塞尔国际机场。
安妮看到航站楼的玻璃外墙在阳光下闪烁,它非常醒目,而等到真正靠近入口时,她又看到行李拖车、燃油车和舷梯车在停机坪上缓慢移动,身着荧光背心的工作人员穿梭其间。
他们一家三口没有携带太多行李。
毕竟其中很大一部分都已经提前办理了托运,由马竞的工作人员协助将东西运往他们在马德里的住所——
一套三室一厅的商业公寓。
面积不到两百平,位于马德里西南部阿圭列斯区(Arguelles)附近,它同样是在俱乐部的帮助下找到的。
抵达机场时,以撒还在睡觉。
由蒂博抱着他。
虽然在儿子刚出生的时候,比利时人的表现还很生疏,但后来他做得越来越好了,他会喂奶、拍嗝、换尿布、给小孩穿衣服以及推着婴儿车、带以撒出门散步。
显然,这位年轻的父亲深谙张弛有道的处理方式,毕竟他已经赢得太多,所以在“育儿问题”上适当退让也是可以接受的。
临上飞机之前,安妮收到了瓦莱丽发来的短信,她说自己正在参加比赛,比赛结束之后会顺道去西班牙看看安妮和蒂博的新家,到时候带上伴手礼。
她还收到了凯文的信息。
那场比赛结束以后,他们之间恢复了联系,但凯文没有来参加酒会,他一向不喜欢这个,所以自然没有和安妮当面道别。
但临上飞机之前,他还是发来了分别短信:
“马德里是一座不错的城市,祝你在那里一切顺利。”
透过候机厅的落地玻璃,可以看到远处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抬升,引擎轰鸣声隐约可闻。
人来人往。
而安妮敲下了自己的回复:
“谢谢,你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