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抬起头看他。“用它做什么？”

“帮助你理解世界。帮助你做决定。”他微笑，“也许有一天能帮助很多人。”

他站起来，伸出手。“走吧，我们继续散步。坐太久会冷的。”

他们沿着河岸继续走。阳光越来越温暖，安娜把外套的扣子解开了一颗。她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瓦西里手的温度，河水的反光，鸟儿的叫声——但那个问题始终在背景中低语：我是谁？

路过一个公共图书馆的分馆时，安娜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我想进去看看。”她说。

瓦西里看了看图书馆朴素的门面。“又要看书？”

“不完全是。我想……查一些旧报纸。”

“旧报纸？”瓦西里扬起眉毛，“查什么？”

“一些历史。”安娜说，没有详细说明。她不知道自己具体要查什么，只是有一种冲动，想寻找1960年代早期的记录——她来到基辅孤儿院的年代。

图书馆里很安静，只有几个读者在翻阅杂志。管理员是个中年女人，戴着眼镜，正在整理卡片目录。安娜走到柜台前。

“我想看1964年到1965年的《基辅真理报》微缩胶片。”她说。

管理员抬起头，打量了她一眼。“什么目的？”

“研究……家庭历史。”安娜说，这不算完全说谎。

“需要证件和介绍信。”

安娜的心沉了一下。但她还没开口，瓦西里就走上前来，出示了他的消防员证件。“同志，这是我的妻子。她在做一项个人研究。我是基辅市消防第7支队队长瓦西里·彼得连科。我可以担保。”

管理员看了看证件，又看了看瓦西里严肃的表情，态度软化了一些。“只能看一个小时。微缩胶片阅读器在后面的房间。”

阅读器是老式的，需要手动卷动胶片。安娜坐在机器前，瓦西里拉了一把椅子坐在她旁边，安静地陪伴着。

她开始浏览1964年秋季的报纸。每天的头版都是关于工农业生产成就、党的会议、国际形势——主要是批判美国帝国主义和赞扬越南人民的斗争。社会新闻很少，而且都是正面的：新工厂落成，模范工人受表彰，儿童夏令营开营。

她寻找任何关于“失踪儿童”、“孤儿院”或“亚裔”的报道，但一无所获。在那个年代，这种消息不会上报纸。即使有孩子走失，也可能只是地方警察处理的日常事务，不会成为新闻。

直到1964年12月15日，在第三版的一个小角落，她看到了一则简讯：

《基辅火车站发现走失儿童》

昨日，基辅火车站民警在候车室发现一名约4岁的女童，该儿童无法说明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女童为亚裔外貌，身穿褐色外套，头戴红色针织帽。目前已被送往市第三儿童收容所。如有知情者，请与基辅市公安局联系。

就是这则。安娜盯着那几行字，感觉呼吸有些困难。褐色外套，红色针织帽。她没有任何印象，但文字描述让她产生了一种奇怪的共鸣感。

“找到了吗？”瓦西里轻声问。

安娜点点头，指着那则简讯。“这应该……就是我。”

瓦西里凑近看，然后握住她的手。“就这些？”

“就这些。”安娜说。没有后续报道，没有找到家人的公告。就像大多数这样的孩子一样，她消失在系统的某个环节，被赋予新身份，成为档案中的一个编号。

她继续卷动胶片，但再没有相关内容。一个小时后，管理员来提醒他们时间到了。

走出图书馆时，阳光有些刺眼。安娜眯起眼睛，感到一阵眩晕。

“你还好吗？”瓦西里扶住她的胳膊。

“有点头晕。”

“要不要回家休息？”

安娜摇摇头。“我想再走一会儿。”

他们沿着街道慢慢走。安娜的脑子在飞速运转：1964年12月。她四岁。褐色外套，红色针织帽。火车站。谁把她留在那里？为什么？如果她真的是中国劳工遗孤，为什么会出现在基辅火车站？那些劳工应该在远东，或者在回中国的路上，不应该在乌克兰的心脏地带。

除非……除非那不是真相。

“你在想什么？”瓦西里问。

“我在想，”安娜慢慢地说，“如果我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人。”

“谁认为？”

“所有人。孤儿院。登记处。甚至我自己。”她停下脚步，看着瓦西里，“如果我的名字是错的，我的生日是错的，我的来历也是错的呢？”

瓦西里认真地看着她。“那么你是谁？”

“我不知道。”安娜的声音几乎像耳语，“但我需要知道。”

就在这时，她感觉到了视线。

不是偶然的一瞥，而是一种持续的、有意识的注视。她转过头，看向街道对面。

那里站着一个男人。

他大约三十岁，身材修长，穿着剪裁合体的深灰色大衣，没有戴帽子，深棕色的头发梳得整齐。他的脸很英俊，但是一种冷峻的、棱角分明的英俊，和瓦西里那种阳光的、温暖的英俊完全不同。他手里拿着一份报纸，但并没有在看，而是直接看着安娜。

他们的目光相遇了。

男人的眼睛是灰色的，像冬天的天空。那目光锐利、评估性，仿佛在分析她，把她分解成一个个可分类的组成部分。然后他的视线微微移动，落在了瓦西里身上——更准确地说，落在了瓦西里握着安娜的手上。

只是一瞬间，男人的表情有了微妙的变化。几乎难以察觉，但安娜捕捉到了：一丝惊讶，然后是一丝……兴趣？

瓦西里也注意到了那个男人。“你认识他？”

“不认识。”安娜说，但感觉心跳加快了。

当她再次看向街对面时，那个男人已经转身走了。他的步伐从容而优雅，很快就消失在人群里。

“奇怪的人。”瓦西里评论道，但没有多想，“走吧，回家吧。你脸色不好。”

回家的路上，安娜一直沉默着。那个男人的形象烙印在她的脑海里：灰色大衣，灰色眼睛，评估性的目光。还有他看瓦西里时的那个表情。

“小心穿制服的人。”那封警告信上说。

但那个男人没有穿制服。他穿的是便服，昂贵、得体、低调的便服。

可为什么她会有一种感觉，觉得他比任何穿制服的人都要危险？

到家后，瓦西里坚持让她休息。“你看起来累坏了。去躺一会儿，我来做午饭。”

安娜没有反对。她走进卧室，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那个男人的脸，报纸上的简讯，梦中的蓝光，图书馆里的反应堆图表——所有这些碎片在她脑海里旋转，像万花筒里的彩色玻璃片，每次转动都形成新的图案，但永远拼不成完整的画面。

她闭上眼睛，试图理清思路。

如果那个男人在监视她——这个想法听起来很疯狂，但她的直觉在尖叫这是真的——那么为什么？因为她开始调查自己的过去？因为那封警告信？还是因为别的、她甚至不知道的原因？

而那个梦……那个蓝光的梦……

突然，一个可怕的想法闪过她的脑海。

如果那不是梦呢？

如果那是……记忆呢？

但这个想法太荒谬了。她从来没有见过蓝色的天空，没有见过发光的雪，没有见过空无一人的基辅街道。那只能是梦，只能是大脑创造的幻觉。

可是为什么，当她想到这里时，她的嘴里又出现了那种金属的味道？为什么她的皮肤开始发冷，仿佛真的站在那个蓝光笼罩的夜晚？

“安娜？”瓦西里在门口轻声唤她。

她睁开眼。

“午饭好了。”他说，走进来坐在床边，抚摸着她的头发，“你睡着了？”

“没有。只是在想事情。”

“想出什么了吗？”

安娜看着他关切的脸，那双清澈的蓝眼睛。她突然想告诉他一切：那封信，那个监视她的男人，她对自己身世的怀疑，还有她对那个梦越来越深的恐惧。

但她没有。

她只是伸出手，抚摸他的脸颊。“我想我可能需要休息几天。不去针织厂，不去图书馆。就待在家里。”

瓦西里点点头，握住她的手。“好主意。我会陪你。”

“你不用上班吗？”

“我可以调休几天。”他说，“队长有这个特权。”

安娜感到眼眶发热。她坐起来，抱住他，把脸埋在他肩上。“谢谢你，瓦夏。”

“为了什么？”

“为了……存在。”她低声说。

瓦西里轻轻笑了，抱着她摇晃，像在摇晃一个孩子。“我会永远存在，我的小麻雀。永远。”

在那个温暖的拥抱里，在那个充满阳光下的木头气味的怀抱里，安娜暂时忘记了蓝光，忘记了灰色眼睛的男人，忘记了警告信和未解的身世之谜。

但只是暂时。

因为在她意识的深处，那些碎片依然在闪烁，等待着被拼凑起来。而时间——无情的时间——正在一秒一秒地流逝，朝着某个她尚未知晓、但已开始隐隐恐惧的点移动。

距离1986年4月26日，还有二十五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