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她自我介绍之前,我就已经意识到了我的采访对象不可能是别人,她确实有着天赋。之后我对她说的第二句话是——“我能看看你父母的照片吗?天呐,我想知道到底要怎么生出你这么漂亮的孩子!”
原谅我那时候的笨拙!当我在今天重温那篇1990年的采访时,我才惊讶地发现,原来尽管彼时我克制地称呼她为“顶级模特”,但其实
我早已经无法按捺自己对她的喜爱和欣赏。
报道链接:《文化专栏 | 那个女孩是谁?:见见乔琳·阿普尔比,下一个英国新超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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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天,巴黎新锐摄影师克里斯蒂安·莫雷尔试图为迪奥寻找到一位合适的面孔,在上百个被经纪人送来面试的女孩中,他发现了乔琳·阿普尔比。这个身高1.72米的曼彻斯特女孩在时尚世界里宛若稚鸟,在《面孔》发现她之前,她从未想象过成为模特的生活。可她那火红色的头发一旦登上《面孔》的文化社论,时尚母亲就迫不及待地拥抱了她。
“她有精致的五官,超乎寻常的秩序美,她站在那里时你永远无法忽视她。更重要的是,她真的不在乎,这让她在这个过度饱和的行业里脱颖而出。”显然不只是拍摄过乔琳的莫雷尔这么想,几个月后,她出现在了意大利《VOGUE》的封面上。
宛若火箭一般,这个女孩的职业生涯快速起飞。另一位明星摄影师为她预定了纽约《时尚芭莎》的社论,并且告诉同事她有玛丽莎·贝伦森*一样的眼神,自70年代以来,再没有模特给过他那样的感觉。卡尔·拉格斐显然有一样的感觉,他把她放在新香奈儿的目录上,并且告知相熟的记者,她注定会成为视觉世界的中心。
迪奥香水显然对此有同样的感觉。从巴黎离开没多久的乔琳发现她很快回到了莫雷尔的镜头前。他不仅是她巴黎事业的开启者,还将同她一起完成她职业生涯至今最重要的一次合同。据说,她在西班牙待了三天,离开时带走了来自迪奥的60万镑合同。这绝对值得从拉蒂默学院退学。
当我在伦敦见到乔琳时,她看起来既不像女校的女学生,也不像那个封面上的冷艳模特。她穿着一件袖口有些磨损的灰色毛衣和牛仔裤,踩着拖鞋,看起来有点疲惫。“我刚从医院回来,”她随后立刻补充道,“是血压问题,别担心,不传染。”她标志性的红发软软地贴在她脸上,看上去像是一支垂头的玫瑰。她随后钻进厨房寻找茶叶。“抱歉,”她的声音远远传来,“我忘记买牛奶了!水可以吗?”
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迎客过程。她拖着脚步走到客厅,满是歉意地朝我微笑后接起了电话。电话一个接一个,直到她不耐烦地将电话线拔掉。“抱歉。”她再次道歉,并且从角落里翻出了一瓶可口可乐。“只有这个了。”
乔琳还在跟父母同住,她考虑过搬出去,却因为年龄问题被父母叫停。“我是独生女。”她有点苦恼地把头发用发夹胡乱夹了起来,因为刘海不停地打在她眼睛上。“我和父母关系非常亲密,这有的时候意味着我不得不尽某种义务,你明白吗?”“但还好我说服了他们让我离开学校。”她补充道。“但有的时候我并不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她指了指她的眉毛,它们是同她发色不相称的深黑色,这是前一次工作留下的结果,她用尽了办法都没法把它们恢复原样。
“但我确实喜欢旅行,可以在不同的国家和时区醒来,见到不同的人。疲惫?当然!但薪水很棒,你不能抱怨,这比其他工作好多了。”她笑眯眯地从糖果盘里拿起香草糖塞进嘴里。这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奇怪——她说话时让你忘记了她只有17岁。她并不像其他年轻时就取得成功的模特那样急于炫耀自己品尝过的酩悦香槟,相反,她眉眼间有种叽叽喳喳的纯真感,像只羽翼将满的小鸟。她很快就向我展示了她在西班牙海滩上收集的贝壳和异型石头。
“乔琳身上有些非常特别的东西,”《时尚芭莎》的编辑告诉我,“她有种对金钱满不在乎的劲儿——不是那种因为过于富有的态度,而是纯粹的实用主义者,她拿着钱实现目的,而不是把钱当成目的。她有点像是那种会在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跟着音乐跳舞的女孩,然后她会趁你不注意时把你头发弄得一团乱,嘻嘻哈哈地走开。但当她穿戴一新时,你会忘记她曾是个嬉皮士,她看起来同茜茜公主没什么两样。”
也许这种茜茜公主的风格来自她的家庭。她的母亲是几年前西区大热戏剧《茕茕独行》的创作之源,而她父亲的名字同样挂在书店的畅销榜上。记得《六尺之下》吗?没错,这些阿普尔比确实是一家人。在过去,他们曾是一个名叫“自由荒野”的加利福尼亚嬉皮营地的成员。在爱之夏七年后的一个夏天,乔琳出生了。
“我不是在完全追逐钱,”谈到退学时她说,“但钱并非不重要。如果有一份工作能够让你到处旅行还能塞满你的荷包,没有理由不在那份报名表上签字,对吧?”但她仍然希望他们能按时寄送她的支票,“如果报纸要说我很有钱,我想,我最好真的那么有钱。我想买一座岛,法律上允许你这样做,对吧?这么一想,那我每走的一步,都是那座岛上的一块石头。”
诚如我所见,乔琳·阿普尔比,下一个英国超模,正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