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五点四十分，安娜提着购物网兜从“曙光”食品店走回公寓楼时，天色已经开始变暗。网兜里装着晚餐需要的食材：一公斤土豆、两个洋葱、一罐番茄酱、一小包荞麦，还有瓦西里喜欢的黑麦面包。她走得很慢，一部分是因为网兜有点沉，一部分是因为她还在想着下午在图书馆看到的那些图表——反应堆核心的剖面图，冷却水管道像蓝色的血管一样缠绕着石墨块，控制棒像一排排整齐的黑色牙齿。

走到自家楼下时，她习惯性地瞥了一眼门边的邮箱。那是一排铁皮小格子中的一个，编号37，和他们公寓的门牌号一样。通常里面除了《基辅真理报》和偶尔的电费单，不会有别的东西。但今天，在一叠报纸的边缘，露出了一个白色信封的角。

安娜停下脚步。她先看了看四周——楼前的空地上有几个孩子在玩跳格子游戏，远处有个老妇人牵着狗在散步，一切如常。她伸手打开邮箱的小门，取出了报纸和那个信封。

信封很普通，是那种在任何文具店都能买到的廉价白色信封。上面用打印的字母写着收件人：

А. ??. Коваль

вул. Геро??вДн??пра, буд. 14, кв. 37

Ки??в

她的全名，完整的地址。字是打印的，但字母略微歪斜，像是用老式打字机敲出来的，有几个字母的墨迹比较淡。没有寄件人信息，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

有人直接投进了邮箱。

安娜感到一阵轻微的寒意，不是来自傍晚的风，而是从身体内部升起的。她迅速把信封夹进报纸里，塞回网兜，然后快步走进楼里。

楼道里很安静，感应灯随着她的脚步声亮起——这是新楼房的好处，灯具完好，光线充足。她爬上三楼，手有些抖，钥匙在锁孔里试了两次才插进去。

公寓里空无一人，但还残留着早晨的气息：咖啡的香味，瓦西里刮胡膏的薄荷味，还有阳光晒过的木头味。安娜把网兜放在厨房的台面上，站在那儿盯着那个信封看了几秒钟，仿佛它是一只可能会突然动起来的生物。

理智告诉她应该等瓦西里回来。他总是知道该怎么做。但另一种更原始的本能——一种从小在孤儿院学会的、对潜在危险的警觉——让她决定先自己看看。

她洗了手，用毛巾仔细擦干，然后才拿起信封。纸质很薄，几乎能感觉到里面只有一张纸。她小心地拆开封口，从里面抽出一张折叠的纸条。

同样廉价的白色信纸，同样是打印的字。只有三行，简短得令人不安：

他们知道你还活着。

小心穿制服的人。

记住你是谁。

安娜盯着这三句话，一遍，两遍，三遍。她的呼吸变得又轻又浅，像一只察觉到捕食者接近的小动物。

“他们知道你还活着。”

谁？谁知道？知道什么？她活着这件事有什么需要被“知道”的？她当然活着，她有身份证，有户籍登记，有婚姻证明。她是安娜·伊万尼夫娜·科瓦尔，基辅市民，瓦西里·谢尔盖耶维奇·彼得连科的妻子。

但内心深处，那个总是低声细语的部分提醒她：你还有另一个身份，一个连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身份。那个身份写在你的脸上，写在你黑色的头发和眼睛上，写在孤儿院的档案里那句“身份不明，亚裔外貌”上。

“小心穿制服的人。”

制服。警察？军人？消防员？邮递员？医生？在苏联，穿制服的人太多了。瓦西里也穿制服。这警告是让她小心瓦西里吗？不，不可能。那么是指其他人。国家机构的人。那些有权提问、有权检查证件、有权把她带走的人。

就像大学招生办公室的那些人。就像安全部门那个找她谈话的男人，他当时也穿着制服。

“记住你是谁。”

我是谁？

这个问题像一把钝刀，在她心里缓慢地转动。她是孤儿院里那个总是躲在角落的女孩；是学校里那个因为外貌被嘲笑却用成绩让所有人闭嘴的学生；是没能完成大学学业的失败者；是针织厂里沉默的临时工；是瓦西里的妻子。

但她又是谁？在她成为这一切之前？

她的记忆开始于孤儿院的白色墙壁。再往前，只有一片黑暗。有时会有一些零碎的片段闪现——一只手的触感，一种模糊的声音，一种说不出的气味——但当她试图抓住它们时，它们就像水银一样从指缝间流走。

安娜把纸条翻过来。背面是空的。她又检查了信封内侧，同样什么都没有。没有日期，没有署名，没有更多信息。

她走到窗边，掀起窗帘的一角看向楼下。街道依旧平静，孩子们还在玩，老妇人和狗已经不见了。一辆有轨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车窗里透出温暖的黄色灯光。

谁寄的这封信？为什么是现在？

她想起塔季扬娜今天在针织厂说的话：“切尔诺贝利那边在建新的反应堆。”还有瓦西里提到的：“核电站的消防员应该很轻松。”

但这些和这封信有什么关系？也许没有关系。也许只是巧合。

不，她的大脑拒绝接受巧合。她的思维总是试图在混乱中寻找模式，在随机事件中寻找联系。这是她的天赋，也是她的诅咒。

她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六点零五分。瓦西里通常六点半左右到家，如果他准时下班的话。她还有二十五分钟。

该怎么办？

告诉瓦西里。这是最自然的选择。把信给他看，让他用他那双坚实的、能扑灭大火的手接过这个问题，让它变得不再可怕。他会皱眉思考，会问她一些问题，然后会说：“别担心，我来处理。”他会去报警，或者去找他在消防队的上级，或者做一些她想不到但能解决问题的事。

但她犹豫了。

“小心穿制服的人。”

瓦西里穿制服。他的同事穿制服。警察穿制服。如果她去报警，就是主动走进穿制服的人中间。如果她告诉瓦西里，他可能会告诉他的上级，而那些人也都穿制服。

而且——这个想法让她感到一阵内疚——如果这封信真的和她那未知的过去有关，那么瓦西里知道得越少，可能对他越安全。他是那么光明正大，那么正直，那么完全地属于这个系统。他的世界是非黑分白的：火要么被扑灭，要么不被扑灭；人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问题要么有解决方案，要么没有。

但这封信暗示的世界是灰色的，充满隐藏的真相和未说出口的危险。那是她的世界，从她意识到自己与众不同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存在的世界。

安娜走进卧室，打开衣柜最下面的抽屉。里面放着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旧照片（主要是她和瓦西里的合影）、文件（结婚证、身份证、工作证）、还有一个小铁盒，装着一些零碎的纪念品——孤儿院毕业时发的一枚徽章，第一次领工资时买的廉价发夹，瓦西里求婚时给她的那枚简单的银戒指（他们买不起金戒指）。

她把信纸重新折好，放回信封，然后把信封塞进铁盒的最底层，用那些小物件盖住。关上抽屉时，她停顿了一下，思考这个隐藏地点是否足够安全。

瓦西里从不翻她的东西。他尊重她的隐私，就像她尊重他的一样。但万一有人来搜查呢？如果“他们”真的在找她，如果真的有人穿着制服来敲门？

不，铁盒不够安全。太明显了。

她环顾卧室，目光落在书架最上层的一排书上。那是她的旧课本——中学的物理、数学、化学教材。瓦西里从不碰那些书，他说一看那些公式就头疼。她踩上椅子，抽出那本最厚的《高中物理习题集》，翻开硬壳封面。书页因为年代久远而微微泛黄，边缘有些卷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