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已经达到了你所说的功能性代偿，那么临床医学能做的其实真的不多了。这已经是人体奇迹的范畴。”所有的回复都是这样说的。

我走了一个多月，又怕应官发现我的异常，不敢跟他打电话，只好每天在微信上借口找他说两句话。可是那天他终于主动打来了电话。

他问我活动进行得怎么样，

我支支吾吾地说：“挺好的，很快就回去了。”

我怕他深问，又赶忙转了话题，欲盖弥彰地问他那边的天气如何。下了雨，天气开始转冷了。我想他平日里向来都穿得有点少。就叫他一定要多穿点，又问他喜欢吃什么，给他寄回去。我说了很多，他简单地回复，却都有回应。

搭航班的时候，天气也并不好。幸好航班还能正常飞行，落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Kai在机场接我。

“所以你说的那个朋友，是不是很有钱？”

我噎了一下，“这跟有没有钱有什么关系？”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当然有关系，如果他很有钱，他肯定能够请到顶级的医疗团队给他治疗。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就说明是真的解决不了。”

……我的心冷冷的沉了下去。那些绝望如同海草把我层层包裹住，几乎要把我捂死在其中。

“可能只是他们没有发现……”我用尽全身气力辩驳，几乎要骗过自己。

可是有的时候事实就是那样子，无论你多么希望它好，它永远给你最残酷的一面。所有的医疗机构只是叫我留电话，然后告诉我没有解决的办法。如果有新的技术再联系我。

从最后一间医院出来的时候，Kai也说不出话来了。他跳着给了我一个肘击，勉强说：“振作点！”

我摇摇头想说没事，可是下一秒一种极度的冰冷在胃里翻腾，哇的一声，我几乎连胆汁都吐了出来。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应官。那时应官肯定比我难受得多。

“老师，活动结束了，我很快就回去了。”我跟应官发消息。

他没有回我，或许在忙。我蹲在那里收拾行李，又想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去，想了半天又觉得自己很傻，带回去应官一看就知道了，只好把列好的清单全部删掉。

我仍然心存幻想，就算现在找不到，以后也会找到的，在回去的航班上不死心查阅着所有的文件，像困兽一样继续搜索，最后却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醒来时我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误触到了最后一页。就在我即将合上电脑、承认一切终结的前一秒，光标无意间滑过文献列表最底部一个灰色的、被折叠的项目……像黑暗中，命运本身对我眨了一下眼。我忽然发现就在最后一页的倒数第二行，有一篇压在角落、几乎零引用的论文，上面写着《听觉毛细胞原位再生的理论模型与极端伦理场景设想》。

听觉毛细胞再生长，这样专业的医学术语与应官挂钩，我感受到窒息的密密麻麻的厚重向我压来。

那些文字像极了一本难以理解的无字天书。而我就是溺水者，只能拼命抓住这一根救命稻草，费尽所有努力的理解着，抓住每一个字。

直到我看见文章的最后写着研究团队的署名。

我正是在那时找到的他们。那个署名属于一个我从未听过的联合实验室，网络上信息寥寥。我尝试给论文留下的机构邮箱发信，但是过了好几天都没有回应。

我几乎快要放弃时，却忽然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

那通电话的内容到今日我已经几乎再也想不起来，只是最后的部分仍然留有记忆。我记得我听了很久很久，最后问他是不是真的可以。

“这个技术只是一个试验阶段，目前来说还没有成功的临床案例，也从来没有过健康人受试者。”

“也就是说，是有可能成功的。”我难以抑制喜悦得发抖的声音，“那成功的概率会有多少？”

“成功率，没有数据。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听觉系统作为初始引爆点，过程可能伴随剧痛、眩晕、长期耳鸣，甚至永久性的认知扭曲。受试者的听觉可能会被‘格式化’，然后永远困在一个比想象的，更混乱无序的声音牢笼里。”

牢笼，应官是否就被困在那样的牢笼里呢。

我想我一直都是一个怯懦的人，总是应官推着我走。可是我那时却居然没有任何的恐惧。我想起第一次见到应官时，他衣襟上别着的银白色的胸针，多么像启明星，泛着细微的光芒。可是就是那细微的光芒一直照耀着我，直到现在。

说起来我终究是让应官失望了吧。他希望我在音乐的路上一直往前走。而我却是总是明知他的苦心又固执地不愿意离开他身边。直到现在，当音乐和应官同时被摆放在同一架天平上，我所有的重量都不可避免的完全向应官倾斜，没有丝毫的犹豫。

我愿意尝试，我想。就在这个念头落定的瞬间，我耳畔仿佛炸开一声尖锐的、失真的弦音——那是我未来可能再也无法准确捕捉的，应官的声音。一种冰凉的、本能的恐惧扼住了我的喉咙，那不是怕痛，而是怕永恒的错过：错过他未来音乐中所有细微的精妙，错过与他共享一个清澈声场的可能。但这恐惧只持续了一秒。下一秒，他被困在嘈杂水幕后的侧脸，清晰地压过了所有幻听。如果注定有一方要永远“错过”，那么错过的人，必须是我。不管会不会成功。至少我可以为他做点什么。